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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民族主义正在推动中美创新领域脱钩

20-10-13

2020 年 9 月 10 日,美国辛里奇基金会研究人员亚历克斯 . 卡普里撰文分析中美创新领域脱钩的最新进展。文章认为,中国近年来推行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正在推动中美创新脱钩,在此背景下,中美混合式冷战正逐步蔓延到曾经被认为与地缘政治无关的领域,而学术机构正在成为新的竞争领域。以下是该文主要内容,供参考。

中美之间的混合式冷战正蔓延到曾经被认为与地缘政治无关的领域。在技术领域,对有形工程技术的出口管制不断加强,紧随其后的是对数据访问和使用的限制,最近新的管制开始出现,它们将阻碍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发展。

所有的这些限制措施都将加速美国与中国在供应链、数字平台和知识网络方面的脱钩。但是最近对人力资本的限制(尤其是与合作性知识密集型活动有关的限制)却将改变全球大学和创新中心的运作方式。

这一切背后的主导力量是“技术民族主义”,这种重商主义行为将国家的技术能力和企业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未来技术民族主义将通过三种方式对学术和创新领域造成影响。

首先,受其影响的机构将与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大学及相关学术项目脱钩。

其次,不断扩大的出口管制和限制网络将对各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它们遵守日益繁重的法规要求。

第三,新的规则框架和管理指标将在全球学术界和创新领域中出现。这些都是对中国数十年来的创新重商主义的必要回应,也是中国国家机构在有条不紊地将全球顶尖大学的战略性知识产权、技术和人力资本作为目标时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将详细探讨这些问题,并阐述技术民族主义将如何影响中美在技术和技术开发领域的整体合作。

一、人力资源成为战略资产

人才库、教育网络、研发机构和创新网络已经在中美混合式冷战中成为主要战略资产。

这种竞争格局的缩影已经在半导体领域显现出来,最近两家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泉芯集成电路制造(济南)有限公司(QXIC)和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HSMC),采取了诱人的财政激励措施,通过他们获得的国家补贴从台湾台积电(TSMC,全球领先的代工芯片制造商)聘请了100名工程师。据估计,仅《中国制造 2025 计划》就吸引了大约 3000 名台湾工程师到中国大陆工作。

这些努力反映出中国正迫切需要提高其半导体制造能力,因为在这一领域,中国落后于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公司。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正在研究补贴本地公司薪资的方法,希望能与中国国有企业(SOE)提供的丰厚待遇相匹敌,同时对台湾工程师转移到大陆公司实施非竞争性限制。

台湾当局加大了对知识产权转让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包括监控台湾战略性半导体公司的工程师,而且公司到处都是专职安全官员。

二、学术机构成为新的竞争起点

技术民族主义将影响到世界上大多数的领先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大多数位于美国、欧洲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尽可能多地接触这些机构,并将此列为优先事项,以便利用世界上最好的学科专家、研发网络和创新社区。

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正在采取行动,努力使敌对势力难以利用教育系统的开放性,同时努力避免对人力资本通道造成附带损害,而从技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将会造成积极的影响。

三、中美知识网络脱钩

2020 年 6 月,美国将几所中国一流大学列入黑名单,其中就包括被称为“中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哈尔滨工业大学(HIT)。实体限制的影响立即显现出来:哈工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无法继续使用美国的关键仿真和研究软件(例如 MATLAB,全球研发项目都在广泛使用该软件)。

美国的做法也产生了其他影响,包括中断哈工大与亚利桑那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间的交流计划。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将哈工大列入受限实体清单会暴露其他中国学术机构,这些机构是由中国共产党(CCP)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共同资助的更广泛的研究网络的一部分。中国学术机构的这种“军民融合”活动可能最终会导致更多的机构出现在美国政府的受限实体清单中。

清华大学是中国顶尖的学术机构之一,在中国国家资助的半导体研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与中国国有企业紧密合作。如果它成为美国的制裁目标,那么世界上的许多顶尖大学也将会直接受到影响,因为它们当中有许多都与清华大学有合作伙伴关系和交流活动。

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正在努力通过美印教育联系进行投资,从中美脱钩中获益。因此,即使在美国的理工科(STEM)中国学者和 学生数量可能减少,但印度的技术民族主义也会希望将美国大学吸引到印度, 这将产生更多的本土人力资本,同时也能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双向创新渠道。

四、中国与全球大学的战略联系

中国的“千人计划”以海外的高水平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为目标。该项目为学者们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前往中国从事未来高科技产业技术研究,以及参加支持中国高科技发展计划的重大科技项目(例如《中国制造2025 计划》)。该计划使中国能够立刻开展研发,并且获得战略性知识产权和人才库,而这些是美国和欧洲的机构花费了多年时间才实现的。

因此,对于许多中国观察人士来说,“千人计划”与北京所谓的混合型知识产权收购工作有关,方式包括奖励、欺骗、胁迫和公然盗窃。

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加剧了这种疑虑,因为该法律要求中国公民和组织在必要时向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提供帮助。因此,无论合理与否,在国外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学者及学生都越来越多地受到怀疑。

2020 年 1 月,哈佛大学纳米科学家,前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系主任查尔斯• 利伯(Charles Lieber)被捕,原因是涉嫌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项目。在利伯案发生时,一名中国研究生叶燕青(音译)也被逮捕,因其隐瞒了中国军方中尉身份而获得非移民签证,前往波士顿大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系从事研究工作。叶燕青被指控为中国解放军从事间谍活动。根据联邦文件记录,从她身上截获的设备显示她访问了美国军事网站,研究了美国军事项目,并为解放军收集了两名机器人技术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美国专家的信息。

其他的类似事件也凸显了学术机构和公职人员在适应中美技术冷战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更广泛地说,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禁止在西方大学校园内开设中国的孔子学院,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利用孔子学院开展了有影响力的活动并且监督海外中国留学生,这也加剧了中美脱钩的压力。

五、出口管制和技术民族主义限制措施的扩大

未来,美国的出口管制将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到世界领先的学术机构当中。它们必须适应一系列不断扩大的规则和合规性标准,例如:

针对软件、数字网络、计算机代码和其他知识产权的出口管制;

将学术合作伙伴(外国学术机构)列入受限实体清单;

建立个人黑名单(来自目标国家和机构的学者及学生);

基于国籍的外国留学生招生名额和标准;

减少或禁止外国实体提供资金。

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定,大学和研究机构将首次面临罚款和处罚,罚款额度与从前石油公司和大型银行的额度相同。

这些规则中的许多都与开放民主的学习环境背道而驰。但是中国长达数十年的技术民族主义计划及其创新重商主义制度使中国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在全球学术界所面临的挑战就代表了其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对世界多边组织造成的困境:现有规则和规范都是围绕透明互惠的价值观而运行,而不是为了适应掠夺性行为。

技术民族主义的下一阶段将造成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政府政策与开放学术环境的实际运营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为了保证学习场所充满活力,这些机构必须开始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妥善处理技术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和中美技术竞赛。

六、新的规则框架

学术界需要与决策层和执法机构合作,共同应对中美技术民族主义的挑战。这包括实施规则框架和管理实践,它很可能会使学术界成为服务业中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

由第三方进行的利益冲突审核和类似于银行业“了解客户”(KYC)这一标准的尽职调查将成为必要。这些审核将适用于从事应用研究和专业研究的教师和研究生。

学术和研究机构将面临“研究诚信”标准的执行力度加强,而隐瞒与中国机构和项目计划联系的人(包括教职员工、学生和整个学术机构)将会受到处罚。

全面披露和透明度标准也将生效,这需要独立的经过认证的第三方根据需要,在互惠合作的学术机构之间实施审查并执行披露和透明度标准。随着中美技术冷战的加剧,世界各地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将必须进行调整。但在许多情况下,在选择实施复杂且风险日益增加的合规流程还是与中国伙伴脱钩时,许多机构都会选择后者。